蜡块时，常常不小心拗断整根蜡烛。
蜡块收集来干嘛用呢？先加热铁罐，让它们融成一体；等凝固后，再用打火机点起火来。没有烛芯的蜡不会腾起起明晃晃的光焰，而是燃得无声无息，火焰近于透明，并且渐渐弥漫出一层浓厚的白烟，就覆盖在铁罐的口沿，像笼着山峰顶的雾，久久不散；还会有一股好闻的燃烧味氤氲在鼻端。就只这样了？是的，就只这样。现在想来，其实无趣得很，至少不如收集它们时那般有趣。但我们依然年复一年，乐此不彼。也许这就是成年人的哀楚——年纪越大，取悦自己就越复杂，甚至越昂贵；童年那种简单如一加一等于二的快乐已经被我们质押给岁月，换来了世故与沉默，无法赎买了。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儿戏”？也无从考证。但大概是因为过去点烛颇费，让孩子收集一些蜡块回来，再自家捻上灯芯，即可省出一笔开支。只是等我开始玩的时候，家家户户早普及了电灯，除了大风雨天停电外，已用不上蜡烛了。但这习惯仍留存下来，成了孩子的游戏。现在登高山做元宵还点那么多蜡烛吗，还是已经换了内置灯泡的烛形电灯？登高山的孩子还会捧着瓶瓶罐罐在烛台下钻来钻去，搜集蜡块吗？我想已经不会了吧。但他们也必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简单的快乐，所以不用像一个自作多情的大人一样去自以为是地感慨和伤感。
待烛蜡收集告一段落，元宵夜的欢乐进入了第二重奏：开始放露天电影了！这习俗原应是请一戏班，在祖宗面对的空场上搭台唱戏。戏，我们孩子可不爱听：台上几个生、旦慢吞吞地走来走去，又慢吞吞地抬手抬脚，口里慢吞吞地咿咿呀呀（我们是半个字也听不懂），有什么意思啊？如果还是唱戏，我们一定早早回家睡去。放电影就有趣多了，想必祖宗们也不介意与时俱进，看中外明星在他们面前唱念做打。最开心的自然是我们这些孩子，一看到放电影的师傅在空场上支幕布、架放映机，我们就急急忙忙回家去搬凳子——电影随便看，座位可得自己占。
此时祖宗们已经歆享了子孙的牲醴和香烟，与我们一起赏用这光影的盛宴。所放电影多是香港的武打片、功夫片，李连杰、成龙、洪金宝们都是常客。《黄飞鸿》《新少林五祖》《新龙门客栈》《A计划》《飞鹰计划》《红番区》……讲究一个热闹、喜庆。悲剧、鬼片、恐怖片自然是不放的。祠堂烛火辉煌，空场就更暗得深沉，放电影是正好的。放映机的供片盘旋转着，发出又脆又轻又密的“哒哒哒”声；前端的镜头射出一束亮过一切灯烛的光柱，打在匀速转动的电影胶卷上，胶片上小小的人像，就成了幕布上顶天立地的“巨人”；这时四周的音响也开始轰然大作——一幕幕闪转腾挪、一场场的生离死别，就在我们面前上演。
那时候能看电影是多么难得啊！连电视都不是每家都有；有也只能收到寥寥几台。虽然电影院就在登高山山脚，但一年倒有一多半时间是没电影上映的。即使上映，也多是我们不感兴趣的国产片——从小学到初中，光学校包场看《离开雷锋的日子》，就不下四遍——我们自然格外珍惜元宵夜这“无拘无束”的观影机会。一张张稚嫩的脸，舍不得转动一下；一双双专注的眼，也舍不得眨一下。看得入神的小伙伴，微微翕张着嘴，似在品尝什么美味。荧幕的光影，在我们脸上变幻出或明或暗的妆，仿佛将我们也拉入了影片，成为了角色，共演着悲欢。
但电影总是没法一气呵成放完的，往往放到一半，就听到远远的锣鼓声渐渐近前，元宵夜的第三重欢乐马上要穿插而入——狮队来了。这时要停下放映，大家一起到厅中去看“打狮”（平话把舞狮叫“打狮”，“打”是演示之意）。一场“打狮”通常要有两只大狮子，四只小狮子，还要有一个狮童，当然也少不了锣鼓队。
开场是先是庄严郑重的大锣大鼓，两只大狮子就摇摇晃晃地出场了。舞一只大狮子需要两个师傅，一人顶着狮子头，要轻捷而潇洒；一人撑着狮子尾，要力大而稳重；腰间、腿上也都缚着长长密密的狮子毛。那时节，我们的狮子并不像《黄飞鸿》电影里的广东狮子那样有着毛绒绒的头颈和扑闪闪的大眼睛，而是金铜色的大脑袋上绑着红色的丝绦，朴拙得很。两只大狮子先是踩着锣鼓点大幅度的摇头、摆尾，向前跃、向后缩，这是在热身，也是在等所有观看者就位。等人围得密密匝匝后，锣鼓开始变得紧密细碎，两只狮子渐次向下蹲身、向下蹲身，首尾也从大摇大摆变成轻摇细摆。待蹲到最低，摇摆得最轻最细时，突然一声重鼓震破了这烛宵的肃静，两只狮子从地上一跃而起，开始绕着场地奔走舞蹈起来；锣、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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