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中间画一根正南正北的线，向北延伸到天文台。在天文台建造一条南北直线标识，作为本初子午线。”
“新钟楼四面钟的中心，同样要在本初子午线上，每日通报北京时间。”
（大明本初子午线，经过午门中间，大约是现代的东经116度23分秒。在这条经线上钟鼓楼的东侧，建造新钟楼和天文台）
这样本初子午线的位置，就有了具体的参照物。
徐光启等人急忙记下，打算测量好后，在钟鼓楼东侧修建新钟楼和天文台。
它们和原本的钟鼓楼一起，合称为钟鼓楼天文台，成为大明的授时中心。
北京时间要在此确定，传达给世界各地。
这个时间的确定，自然不是朱由检闲着没事。他是为了方便航行，尤其是远洋航行时的定位。
在纬度可以用牵星板确定的情况下，只需要再确定经度。大明的航海图精确度，就会上升一个台阶。
无论船只漂到哪里，都能知道去哪个方位抵达最近的码头和补给点。
如果把礁石、险地标在航海图上，还能避免航行中发生的危险。
指着钦天监制造的钟表，朱由检道：
“这座钟表显示的是北京时间，如果带着这座钟表上船，再在船上用日晷等仪器，确定所在位置的当地时间，能否根据时间偏差，确定船只所在的经度？”
“再用牵星板确定纬度，把船只所在的经纬度定下来。”
这是最简单的确定经度的方法，也是航海钟的基本原理。
徐光启等人听到后，顿时眼前一亮。他们都感觉自己的思路被打开，能够更方便地确定各地的经纬度。
然而随着徐光启过来的传教士邓玉函，这时却不识趣地说道：
“陛下提出的办法，荷兰人伽玛·弗里西斯也提出过。”
“但是钟表的准确性却太差，每天快慢几分钟都是常事，偏差实在太大了。”
“所以现在航行时，是用德意志天文学家约翰尼斯·沃纳提出的月距法。”
这也是一种确定经度的方法，利用月亮的移动来测量经度。
这种方法现在比的钟表法要准确，但需要通过巨量的天文观测，绘制出详细无误的星表，记录某个特定地点月亮在不同时间的运行轨迹。
例如导航员拿着记录钟鼓楼天文台上空月亮轨迹的星表，和他们在海上观测月球与另一恒星之间的角度相对照，理论上就可以算出观测时钟鼓楼天文台所在地的时间。再对比自己所处地方的当地时间，就能计算出经度。
它的计算，显然是非常专业的，不懂天文知识根本就算不出来。
幸运的是邓玉函出身德意志地区，对月距法非常了解。他还是耶稣会传教士中，最有学识的人之一。曾被猞猁科学院吸收为第七位院士，仅晚于伽里略几天。
在他的讲解之下，朱由检大概明白了月距法的原理，同时也认识到西方航海的进步——
在开启大航海时代一百多年后，西方人在远洋航海上，早已完成对大明的超越。
内心叹息着这一点，朱由检却更加坚定要完善钟表法，他决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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