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苏回想起下午时分的争执。
当时郑国从宫外而来，携带的是各县上报的，有关今年粮食增产普遍在两成以上的报告。
也因此，郑国建议，他准备将今年的纳租额提高一成。
按照他的计算，这样算下来，黔首们手中留下的粮食，最差也会和往年持平，很多的人家，只多不少！
而对于官府来讲，多收的粮食，正好可以填补这段时间因为平粜而产生的缺口。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这样，接下来在关中开挖沟渠的事情，就有了充足的粮食保障。
扶苏乍一听，觉得这个想法不错。
毕竟秦国是一个什么都管的大政府，而在他的决策下，这些收上来的粮食，也能做到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但他转念一想，如果他是咸阳城周边的一个农户。
在新的一年里，用着新式的耕犁、耧车等农具，田间地头堆肥，不避风霜雪雨，辛劳了好几个月，田里的粮食产量比上年多了很多。
结果这时候，官府突然调高了纳租额，辛劳一年的粮食，大多被官府拿去了，自己家里留下的粮食，和去年留下的一样多！
啊这……
所以，这就是他和郑国产生分歧的一个点。
郑国的理念，采用的是商鞅当年所说的‘弱民’之术。
既‘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抑制子民的欲望、智能、意志、权利和人性，实现君主对国家的统治。
但商鞅时期的‘民’，和现在秦国的‘民’，以及后世的‘民’完全不是同一个阶级。
商鞅时期的秦国，很多地方还属于部落氏族制，如果不通过所谓的‘驭民五术’去收拾掉这些‘豪民’，则不会有后来秦国的兴盛。
但现在不同了，在‘户有二丁以上不分者，倍其赋’的政策下，现在的‘民’，叫做黔首。
所以扶苏认为，今年的纳租额，应该和去年保持一致，不妨让黔首们将多收的三五斗，留在自己手里吧。
而郑国则暗示他让内侍们回避，之后问了他一个问题。
那就是纳租额减少了之后，百亩之家和万亩之家，谁的获利更多？
此话一出，扶苏第n次打消了让老先生回家抱孙子的想法。
郑国的意思是，对于那些田连阡陌的大户，比如通过家属或隶臣代持的方式，拥有几十万亩田的公子衮，哪怕是百分之一的降税，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字。
而对于国家来说，这样的大户，才是造成动荡的根源。
这样的大户，也才称得上‘豪民’。
不过，这也是扶苏和郑国产生分歧的第二个点。
因为扶苏的灵魂，来自一个商业发达的信息时代。
在这个年代里，遍布着数不清的消费主义的陷阱，扶苏随便搬两个，套用到秦国，就足以让这些大户将‘多收的三五斗’，心甘情愿的交出来了！
想到这里，扶苏抬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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