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上校呵斥了哥萨克，还向他的母亲表达了歉意，但是看见儿子被宪兵包围的母亲已经止不住她的啼泣了。
看到母亲哭泣，赫尔岑的鼻头有些酸，但是他不愿意流泪，因为他不想让警察和宪兵们看见后暗自得意。
但是他担心自己憋不了太久，于是便主动扯了扯局长的衣袖，故作坦然的开口说：“我们走吧。”
临行前，母亲拿来了一枚受洗约翰的圣像挂在了赫尔岑的脖子上，赫尔岑双膝跪地接受了母亲的祝福。
走出家门前，他还扭头看了他的好妈妈一眼，那位不再年轻的德意志女人已经几近昏厥。
赫尔岑的手里握着小小的圣像，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他望了眼身边的枕头和被子，那是管家不久前送来的。
可是这种时候，他哪里睡得着？
从前他都是从别人的嘴里听到流放这个词儿，但是自己距离这个单词这么近，他还是头一遭。
他曾经梦见过流放，说实在的，这虽然算是噩梦，但是赫尔岑并不觉得这比梦见大学考试糟糕多少。
但是他有点受不了父母知道他被流放后的场景。
他的父亲是个人物，虽然那个坏脾气的倔老头这辈子军衔最高也就到上尉，但是他是见过大场面，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所以，赫尔岑并不是很担心父亲的反应。
但是，他的母亲，这个苦命的女人，当初她生养赫尔岑的时候便赶上了1812年的卫国战争。在父亲去彼得堡送信期间，这个十七岁的小姑娘被安排寄居在了雅罗斯拉夫尔乡下的小村子里。
母子俩就住在熏黑的小农舍里，周围尽是这些胡子拉碴的“半野蛮”人，他们穿着光板儿老皮袄，讲着她一句不懂的语言，而这一切又是在1812年可怕的冬季11月间。唯一留在她身边的听差在这期间也不幸病死了，所以她只得日夜啼哭。
但是好在这些“野蛮人”衷心地怜悯母子俩，怀着最纯朴的感情亲切地对待她，村长还几次派儿子进城，为她采购葡萄干、蜜糖饼干、苹果和小圆面包。
不过好在那段日子过去了，时至今日，那位好心的大胡子村长偶尔还会来莫斯科，他的长相还是那么粗犷，只不过胡子变白了，脑袋也变秃了。
每次他到莫斯科，赫尔岑的母亲总要招待他喝茶，和老头子聊起当年的趣事：她当年是怎样的怕他，他们是怎样的互相不了解。
老头子也还像当年一样，按照俄语发音管赫尔岑的母亲叫尤莉莎·伊万诺夫娜，而不是按照德语习惯叫她路易莎。如果赫尔岑在旁边，他肯定还要拿这个当年一直要往他大胡子里钻的小婴儿开玩笑。
一切都过去之后，当年的苦日子也可以变成美好的回忆了。
赫尔岑一直觉得与村长这样朴实的庄稼汉要远比与莫斯科那群自诩上流的贵族们更值得做朋友。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与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们交朋友，或许是因为他私生子的身份，他感觉自己并不像是一个贵族，从贵族那里他感受到的更多是冷漠的感情。
反倒是从那群被贵族瞧不起的仆役和农民那里，他感受到了真挚的感情。
他喜欢看她的两个保姆织袜子和彼此挖苦揶揄，而他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则是伯父的听差——德意志人卡洛。
卡洛在俄国没有亲人，也讲不好俄语，为人还特别害羞腼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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