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此，《俄罗斯国家史》除了史学价值以外，还很有文学价值。
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从它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基本等同于中国的《史记》。
甚至由于其题材的稀缺性，至少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说一句‘不读卡拉姆津，不足以知俄罗斯’都是在陈述事实。
而在来到俄国以后，亚瑟发现卡拉姆津著作的含金量依然还在上升。
虽然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都十分认可卡拉姆津在俄国文史圈子里的地位，但是从他们在报纸上展开的论战来看，卡拉姆津明显对斯拉夫派要更重要一点。
不论斯拉夫派搬出什么样的论调和观点，都离不开对卡拉姆津著作的引用。
尤其是那句——我们变成了世界公民，但在某些方面却没有成为俄罗斯公民，这个过错是彼得的。
这句话单看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拿出来与西方派领袖波戈金的‘彼得大帝把俄罗斯变成了欧洲的一员，并开始为它赢得尊重’摆在一起，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引发一场骂战。
不过排除开这些无聊的争论，仅就学术成就而言，卡拉姆津无愧于泰斗身份。
如果没有卡拉姆津，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古罗斯’的概念，甚至‘古罗斯’这个词儿都是卡拉姆津提出来的。
每个人，甚至是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也开始读起了她们国家的历史。
按照普希金的说法：“这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你可以说卡拉姆津发现了古代俄罗斯，就像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一样。”
尤其是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的背景下，更是引发了全社会对古代俄罗斯的兴趣和骄傲。
而在卡拉姆津著作出版之前，许多在旧观念影响下长大的俄国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历史始于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现在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去那里寻找他们国家意想不到的力量来源，于是便有了斯拉夫派。
从这一点上来说，卡拉姆津在俄国起到的作用，明显要大于创作了《史记》的司马迁，达到了半步孔子的程度。
亚瑟敢下这个定论可不是无凭无据的，他的论证核心主要在于三点。
第一，卡拉姆津和孔子的行事作风和思想观点都属于温和保守主义者，他们俩都无意反对封建制度，其政治理想只限于开明君主制。
第二，两个人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崇古思想，孔子撰写《春秋》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希望重新奠定天子一尊的地位。卡拉姆津创作《古代和近代俄国研究》，认为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专制统治是几近完美的，指责现今沙皇执行的赞助政策以及斯佩兰斯基改革带来的官僚主义。
第三，二人都在学术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并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卡拉姆津是俄国语言改革的核心人物，可以说是俄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标杆，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普希金等著名诗人，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彼得堡科学院院长布鲁多夫等人全都是他最热切的支持者。孔子那边更是不用多说，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人，各个都是庙里供着的。
卡拉姆津之所以只是半步孔子，说到底，也不能算是他的错。
在这方面，他主要是吃了时代的亏。
同样的事情，你在公元前做，你就是柏拉图、苏格拉底，是亚里士多德。
但是你要想在十九世纪成为俄国的‘素王’，那可是大逆不道的。
&nbs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