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真的不务正业

亲事农桑，是为了让万民填饱肚子，这是第一要务，民以食为天。”

    “其次，今年起，大明国朝定下了丁亥学制，九龙大学堂和师范学堂已经开始营造，不断的推动普及教育，哪怕赔再多的钱，也要做，而且要做好。”

    “再穷不能穷教育，有了大量的人才，生产力才能不断的发展。”

    “最后，就是朕在纵容百姓们反抗自己遭受到的不公，如果衙门不管用，就像杭州罗木营、台州佃户、教谕沈仕卿、就像宁都、瑞金、宁化三县的百姓一样，把事情闹大。”

    “这三件事，是朕日后仍然是朕最主要的工作，万历本《大明会典》把这三件事写进去。”

    朱翊钧谈到了三件十分具体的工作。

    第一件是吃饭，即保障食品供应，这件事看似很难，但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大明只有一亿三千万人，大明土地只要不抛荒，不会有大规模饥荒发生；

    万民拥有吃饭的权力，食品权。

    第二件事是万民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受教育权，是有普遍共识的，熊廷弼一个放牛娃，是认识字的，在年景好的时候，熊廷弼也读过几年书，认识字；申时行是寄养在舅舅家，当了状元才改回了申姓。

    要让孩子读书，因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哪怕是考不中功名，读书明理，儒家讲修身，其实就是活明白。

    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就是大明百姓最重要的两件事。

    第三件事，是反抗有理，遭受了不公，可以用各种方式反抗，尤其是一个集体对另外一个集体的压迫，这种反抗是天然正义的，但同时是严重违反了儒家传统叙事的，即官序贵贱各得其宜，尊卑长幼之序。

    比如朱翊钧就对尼德兰地区北同盟反抗不公，抱有极大的认同，当然，认同归认同，想获得大明帮助，拿出真金白银来。

    生意是生意，认同是认同，不能混为一谈。

    儒学士其实非常反感这种反抗的天然正义，但又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万民的反抗权和受教育权，是强制绑定在一起的。

    朱翊钧骂贱儒，就像荀子这个儒家先贤至圣骂贱儒一样，是儒生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儒生，是积极拥抱变化，甚至是变化本身。

    事实上，历朝历代，农户们揭竿而起的时候，往往都有读书人的影子，而且是浓墨重彩，比如朱元璋手下第一功臣，李善长、刘伯温等等谋士，没有李善长，朱元璋也就是个割据一方的诸侯，成不了大业。

    比如台州府南湖书院的教谕沈仕卿，他看到了佃户遭受不公的时候，选择了帮助。

    农民的反抗，普遍具有局限性，可是这些农夫们有了读书人的帮助，局限性就会在运动中，逐渐被修正。

    读书人往往能够让穷民苦力的反抗更加富有成效，更容易成功，穷民苦力拥有天下最强大的力量，但是不知道如何释放。

    所以，普遍受教育权和反抗权是完全绑定在一起，只要还在普及教育，那么就要在博弈中对底层让利，否则能够正确引导百姓力量的读书人们，就是大明王朝的催命符。

    推行普及教育，就是在保证分配合理性的基础。

    一旦某天普及教育不再被重视，甚至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对象，那就要警惕，已经被历史洪流所逐渐淘汰的宗族、乡贤缙绅、势要豪右、强人身依附的生产关系等等，正在通过这种方式，借尸还魂。

    “朕其实能做的不多，只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