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已经在纸坊搞起了拉帮结派，但姚立言在那家的纸坊，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银股。
银股不断稀释，最后将银股以一个合适的价格出售，就是姚立言这些年的玩法，他追求的就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所谓的江山永流传，大工坊病，根本追不上姚立言逃跑的速度。
臃肿、僵化、贪腐，工坊都不是我的了，我管你有什么病。
这种病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姚立言就是在三个和尚没水喝之前跑路。
“而且姚老板似乎还忘记了说一件事，他的银子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银子，他名下的商帮，有好多其他浙江商贾的银子，他手里的银子，至少有十七家之多，松江府、南衙都有。”朱翊钧也看了一部分的总账，发现了姚立言的另外一个身份，他还是那个经纪买办，他控制的商帮，背后也有势要豪右。
一切歧视的源头，姚立言被浙江地面势要豪右排斥的主要原因，他的身份依旧是卑贱的商贾、经纪买办，狗腿子还想上桌吃饭？
姚立言只想赚钱，而不是耕读礼乐传家，被乡贤缙绅、势要豪右本能的排斥。
“不能再大了，再大他就该死了，限制一下他的规模吧。”朱翊钧回答了申时行最开始提出的问题，要不要稍微限制一下姚立言的规模，朱翊钧给了答案。
姚立言商帮的规模再继续扩大下去，恐怕就会被人摘了桃子，姚家门前的石鼓僭越，还是最明显的一个雷，还有没有姚立言没有看到的、更深层次的雷，那就不得而知了，显然不知道多少双眼睛在等着收割他，杀猪过年的不一定是皇帝。
姚立言对自己的情况，应该是有些了解的，所以姚立言在拿到大明皇帝的大氅和亲笔御书的时候，才会喜极而泣，那根本就是一道护身符。
“这次调研，对接下来的投资，有很大的启发。”朱翊钧终于写完了这次的姚家生意调研报告，非常确信的说道：“大明内帑、国帑的投资，银股占比必须要超过51%，这是不容商量的，皇朝投资，和民坊投资不同，民坊投资是以利润为导向，而皇朝投资，则是以权力为主要导向，利润为辅。”
朱翊钧确定了皇帝和朝廷投资的基本原则，权力=义务，获得权力意味着承担义务和责任，官厂、皇庄，是要承担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的，但姚立言的投资，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因为姚立言的投资方法，符合工业化的基本逻辑。
工业化的基本逻辑是集群化：大规模生产获得廉价商品，再通过廉价商品吸引更多的人一起进驻，进一步产生规模效应，获得更加廉价的原料，增加产量，获得更多的商品，最终形成集群效应，完成大规模自由雇佣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最终完成工业化。
而姚立言所投资的所有工坊，不强调强人身依附，很多过去的掌柜、大把头出走自己办工坊，而姚立言非但不阻拦，甚至会提供帮助，甚至投资，因为更大的规模，意味着更多的利润。
这是大明皇朝投资的时候，应该借鉴的地方，对大明朝廷而言，规模也更加重要，利润当然也要适当追求。
“摆驾松江府吧。”朱翊钧在万历十三年七月十七日，踏上了前往松江府的路，这一次申时行随扈左右，他作为松江巡抚，因为浙江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一直没有前往松江府。
这中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申时行是松江巡抚，代领的浙江巡抚，他已经代领很长时间了，希望朝廷派个人来，把浙抚一职拿走，这是应该的，本就是应急之下的安排。
朱翊钧下章吏部询问，结果无人领受，也没有任何的推荐，晋党、浙党都没有推荐，甚至张居正也没有给皇帝提供任何备用人选，大家的意见出奇的一致，申时行既然能干，就让他继续干下去，就不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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