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懋第知道，他过来就做了人口普查，只是没往上报。
经过这几年的祸乱，眼下人口还剩十一万出头。
这里人口不少，但土地有个问题，上次丈清田亩，也是七十年前。
韩城靠近黄河，这七十年的时间里，黄河多次冲毁岸边田地，但田地毁了，赋税还要按照老规矩交。
这就导致韩城过去的赋税，每年都是空赔状态，就是说即使县官依照国法百分百完征，韩城老百姓依然倒欠国家银粮两千余石。
所以哪怕没有旱灾，沿河失去田地的村庄，还是要把这份粮交上。
解决问题说起来简单，丈地均粮。
可实际上丈不了，知县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来户，有心无力。
在知县身边的、上面的、地。
只有沿河那些倒楣村子，总共万把号人想要丈地，可他们连饭都吃不饱了，怎么读书、怎么做买卖，怎么在县里拥有话语权？
这根本不是那些身上连一件完好衣裳都没有老幼病残，在黄河沿岸看见他就乌泱泱跪地磕头，就能把问题解决掉的。
那的确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可当金光万丈的知县老爷回到县衙，左懋第依然是孤军奋战，没有人和他一条心。
左懋第没能力丈量土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当个赖子。
上任三年，年年打报告让朝廷免除过去欠税，这当然不可能免掉。
但是对左懋第来说无所谓了，他本来就不是个追求‘应该’怎么做的人。
就好像在这个并没有那么流行守孝的年代，明明有能力够水准，却自愿错过两次乡试一样，他向来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朝廷要收的税，他收，有能力交税却想欠的，他追征，但没能力交税的，欠税了……欠着吧。
别人说你不催科，朝廷考校功绩的官员来了，你没有功绩，韩城就把你耽误了。
左懋第说那些人是真交不上税，即使我为了政绩派遣吏员催科拷打，也一样收不上税，反而害了人心和国家元气。
就算朝廷考功的官员不宽宥他，我心甘情愿。
所以左懋第的小小韩城，在他上任三年之后，欠了朝廷一万五千两。
他不光欠朝廷的，实际上自己的俸禄也搭给韩城了。
崇祯六年，全县受灾，他颁布捐俸劝赈法，自己带头捐了白银五十两的俸禄，一年白干。
随即走访全县二十八里排查，查出饿得奄奄一息者三千五百二十九人，在县中设立八个救济点，捱过一年寒冬。
到去年春季，饥民越来越多，指望捐俸劝导已经不能救助饥民了，便颁布各里赈各里法，要求县内二十八里各自赈济急需救济的乡邻饥民，一共五千二百人。
还有三百一十一个里甲不收的流浪汉，由县衙设粥厂赈济。
同时他又给全县饥民按照极贫、次贫、又次贫，分出三个等级共一万四千多人，造册上报，从陕西要到一千四百三十七两。
那年是乡试年，左懋第被选为陕西乡试考官，他治理的韩城仅一人中举，给他造成极大触动，内心深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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